纪思道（Nicholas Kristof）今年一月在《纽约时报》的一篇专栏文章中，感叹他所谓的这个国家的“同理心隔阂”。他恳求读者要掌握那些能让一个人陷入贫困的复杂处境。与此同时，心理学家保罗·布卢姆（Paul Bloom）主张，同理心的感觉甚至可能是“又狭窄又偏执”的。它使“整个世界更在乎一个受困井中的小女孩，多过于因为气候变化而可能导致的数百万人之死。”

对于纪思道来说，同理心是理解一个人的处境的意愿；这是一个认知上和情感上的活动，而它接着可能启发同情心。对于布卢姆来说，同理心是一个让人盲目的情绪，而它可能会防止更理性的思想。前者之中，同理心减少了刻板的思想；后者之中，分享情绪的同理心，则会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一个人身上，而这会阻碍有效的社会变革。

到底谁是对的呢？纪思道和布卢姆对于同理心的定义，似乎是相互矛盾的——但尽管如此，两者都可算作是同理心。同理心的概念，在它短暂的历史当中，已经被一次又一次地定义，并且重新定义。你只要向你的朋友要求一个定义，就可看到它的多种定义浮现出来。

（同理心的）英文单词“empathy”只有在大约一个世纪前产生，作为德语心理学术语 Einfühlung （直译为“内在的感觉”）的翻译。以英语为母语的心理学家提议了这个单词的一些其它翻译，包括“animation”（活化）、 “play”（游戏/扮演）、“aesthetic sympathy”（美学上的同情心）和“semblance”（外表）。但是，康奈尔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两名心理学家在1908年提议“empathy”作为Einfühlung的翻译。他们以希腊语的“em”代替“内在”，又以“pathos”代替“感觉”，而这个单词被沿用至今。

这个术语被创造的时候，同理心主要不是感受另一个人的情绪的方法，而是恰好相反：在1900年代初期，具有同理心，就是要为一个物件活化，或者将自己想象中的情绪往世界投射。一些最早的有关同理心的试验，曾专注于“动觉同理心”，就是与一个物件产生融合感的身体感觉或动作。一位想象着一串葡萄的研究对象，感觉到“浑身有了清凉多汁的感觉”。1920年代的艺术评论员声称，有了同理心，观众能够感受到自己犹如在做出新的现代舞的抽象动作一般。

到了20世纪中期，随着有些心理学家将注意力转向社会关系的科学上，同理心的定义也开始转移了。1948年，实验心理学家罗莎琳德·卡特赖特（Rosalind Dymond Cartwright），和她的导师，社会学家伦纳德·科特雷尔（Leonard Cottrell），合作进行了测量人与人之间的同理心的一些初步测试。她在这个过程中故意否定了同理心早期的意义，即富有想象力的投射，反而强调了人际关系为这个概念的核心。

接着而来的大量有关同理心的实验研究当中，心理学家开始区分“真正”的同理心（定义为对另一个人的思想或感受的准确评估），以及他们所谓的“投射”。《读者文摘》在1955年将这个对学术界之外的公众来说是新颖的术语定义为“体会对方的感受，同时不让自己在情感上那么投入，使得你的判断力蒙受影响”。

这几十年当中，人们对于同理心的兴趣，已经从心理学，扩散到灵长类学和神经科学的领域。1990年代研究猴子的神经学家发现了镜像神经元。这些动物的大脑中的神经元不仅会在一只猴子移动的时候发放冲动，也会在猴子看到另一只猴子做出同样动作的时候发放冲动。其它近期的研究，更将同理心的范围延伸到经济学和文学之类的领域。这些研究发现，贫富差距会减弱同理心的反应，而阅读虚构小说则会加强它。

但是，就如纪思道和布卢姆所说明，同理心今天的意义，仍有些文化上的争议。至于在心理学界当中，答案也不见得更为明确。比方说，镜像神经元的反对者，不仅质疑这些神经元在人脑里头的位置，也质疑模拟另一个人的举动，到底是不是同理心的一个好的描述。研究同理心数十年的社会心理学家 C·丹尼尔·巴特森（C. Daniel Batson）主张，这个术语如今可以指八种不同的概念：认识另一个人的想法和感受；想象另一个人的想法和感受；采取另一个人的姿势；和另一个人感受到同样的感受；设身处地地想象另一个人的感受或想法；对于另一个人的煎熬感受到痛苦；感觉另一个人的煎熬，有时称为可怜或同情；以及将自己往另一个人的处境投射。

这最后一个意义，最接近同理心最早的定义，尽管它没有反映我们进入物体和自然世界而感受的能力。不过，虽然同理心的意义不再和一个世纪前一样，但是，当我们思虑一棵垂柳（译注：直译为“哭泣的柳树”）、形容一座雄伟的塔楼、或者跟着哼一首快乐的旋律的时候，我们确实会经历一种自我和世界的怪异混合。我们可以与形式产生同理心，也能够感受到自己处在周围的世界当中。